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火针的适应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突破《黄帝内经》的范围。而在唐宋时期，其治疗范围不只局限于痹证、经筋、骨病的治疗，而已扩大到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症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并有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医者们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火针称之为“白针”，首先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痈疽、瘰疬痰核和出血等疾患。同时也可用于内科黄疸、风眩疾患，其曰：“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疽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千金要方·风眩》卷十四日：“夫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使火针针之，无不瘥者，初得，针竟便灸，良”。此外，孙思邈对“火针”的禁忌穴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确规定腹部的“巨阙，太仓，上、下管等及诸小弱者，勿用火针”。并且说明火针在操作过程要热，在《千金要方·用针略例》卷二十九日：“以油火烧之，务在猛热，不热，则与人有损也”。
宋代以后，火针已经广泛用于治疗内脏疾患。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了如火针治疗腹痛、哮喘、腰痛等病例。在治疗五官疾病方面，《圣济总录·钩割针镰》卷一百一十三日：“凡目生顽翳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传波斯国银矿名悉兰脂，点之不痛，勿用别法。”
《太平圣惠方》卷第六十一则对痈疽用火针或不用火针的证型进行了分析，认为“夫痈疽者，头少肿处多出脓。不快者宜针烙”，其也首次提出小儿无辜疳用火针治疗的方法：“烧针似火色，看核子大小，作一纸环子束定，无辜仍须捏定，以针当中烙之，可深二豆许，即贴沉香膏”。
成熟阶段
明清时期，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火针理论基础，从刺法、适应症、禁忌症上有所扩展，还对火针的针具进行了规范，火针已用于内外科、儿科、五官科等各种专科疾病的治疗，并且有大量的医案记载，为火针疗法的成熟阶段。
明清时期就是火针的成熟阶段，在此期间，有关“火针疗法”的记载非常多，其对火针针具、操作方法、适应范围和禁忌范围都有发展提高，特别是明代，有关火针的描述为全面。!
明代著作中高武的《针灸聚英》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火针疗法”，所讨论的内容包括针具和刺法方面，强调了针具的质地和加热，以及针刺的深度和适应症，以及对其禁忌症等多方面都有很详尽的说明。如其载：“世之治火针者，皆用马蹄铁，铁熟不生为工，莫如火炉中用费或筋治针为家业。”首先提出制造火针要选用耐烧的熟铁。同时强调刺火针针刺深浅要掌握适度，并且酒醉的人不可行针;在出针方面，其认为要“凡行火针，一针之后，疾速便去，不可久留，寻即以左手速按针孔上，则痛止，不按则痛甚。”
在火针的适应症上面，《针灸聚英》继承了前人的临床经验，运用火针治疗外科疾患和痹证，并明确记载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操作方法。高武也是首次提出火针治疗疾病的机理的医家，认为“火针亦行气，火针惟借火力，无补虚泻实之害”;“盖火针大开其针孔，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
此外《针灸大成》、《名医类案》等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医案等均有详细的描述。李时珍则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基础，在他的著作《本草纲目》里较全面的论述了火针的刺法，治疗作用，并且对火针治疗痈疽，痹证的机理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火针治疗目翳的刺法进行了描述，曰：“其法用平头针如翳大小，烧赤，轻轻当翳中烙之，烙后翳破，即用除翳药敷点。”《外科正宗》、《外科启玄》里有关火针治疗外科疾患的详细论述，如火针可用于疮疡、瘰疬等症，薛己的《保婴撮要》则用病例方式说明了用火针治疗个小儿气血虚甚的腋痈要“当先大补后用火针”，肝肾先天禀赋不足的疮、肌肉不生不能用火针治疗。明代是火针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清代，由于那个时代采取了限制中医的措施，火针疗法发展也相对比较缓慢。只在火针的治疗范围上有所延伸，而在针具和操作方法上却没有很大的改进。
赵诔的《医门补要》论述了火针用于背腹部时的针刺方向以及火针的禁忌症。吴仪洛《本草从新·卷十五火土部·火针》则提出火针的功效为“通、祛风”。《针灸集成》内则认为：“性畏艾条者，当用火针”。李学川之《针灸逢源·卷三》里火针法篇对火针的刺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强调“烧时令针头低下恐油热伤手，先令他人烧之，医者临时用之，以免手热”;“凡行火针，必先安慰病人，毋另惊恐”;“凡针肿上不可按之，即以手指从两旁按之，另脓随手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