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中益气
脾主运化，运化正常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脾气是否充足，通过补益脾气以恢复脾的运化功能乃是治疗脾系病证的根本。炙甘草味甘性平，入脾经，功善补益脾气，常配伍人参、白术、茯苓，即四君子汤，这既是补脾的基本方又是补气的基础方。炙甘草在方中的作用有三：一助人参补气，二维持药力，三益胃和中。以四君子汤为基础加味而具有补脾气作用的方剂不胜枚举，如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保元汤、异功散等。
升阳举陷
脾气不足、固摄无权则中气下陷，出现胃下垂、肾下垂、脱肛、久泻久痢等病证，治疗上既当升举阳气更当补益中气。甘草并无升举功效，但通过其补中益气、甘缓和中，配伍黄芪、柴胡、升麻等药物则能增加补气升阳的作用，如补中益气汤。此外，与治疗脾不统血的黄土汤、气虚血脱的举元汤等方中的甘草功效相同。
健脾化积
脾气不足、运化失权，水谷精微难以运化，出现饮食积滞、脘腹痞闷、大便溏薄、体倦乏力等症状，治疗上除了需要及时消食化积以治标之外，还要适当补益脾气，恢复脾之运化功能以治本。甘草配伍白术、人参可补益脾气，配伍山楂、神曲、麦芽可健脾消食，如健脾丸、枳实消痞丸、资生丸等。
健脾祛湿
脾主运化水湿，脾气充足则健运水湿;脾气不足则脾失健运而水湿潴留，形成虚实夹杂的气虚湿阻证，甚至可变生痰饮、水肿等病证。治疗上当健脾祛湿，或补脾气，或温脾阳，如参苓白术散、厚朴温中汤、苓桂术甘汤等。
需要说明的是，历来在对甘草的配伍和应用上都强调“痰湿中满” 不用甘草，因甘草纯甘而易生湿助痰，但实际上对于痰湿中满的形成还是要分清虚实，若因脾虚所致的虚满依然可以用甘草。
缓肝
甘草对肝脏的治疗作用体现在甘草的药性平缓，能够针对肝脏的特性有的放矢，如柔肝养肝、缓急熄风等，如《黄帝内经》中提到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针对以上特点甘草常配伍白芍，如芍药甘草汤、四逆散、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甘草浸膏对动物实验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还具有较强的抗炎、保护肝细胞膜和改善肝功能的作用。
调肾
由于肾的生理病理特点与甘草的特性相冲突，在实际应用中，历代补肾的方剂中几乎都不含甘草。因肾位居人体下焦，主水，肾的功能失调常出现水湿潴留的病证;甘草之“缓” 既难以抵达下焦又滞缓其他药物到达且会滞水生湿，不但不利于水湿的排泄反而可能会加重水湿病证，因此很少用到。
需要提到的是在治疗肾脏病证的方中有一方含有甘草，即封髓丹(又称凤髓丹)。该方由黄柏、砂仁、甘草三药组成，早出自元代许国祯编纂的《御药院方》，具有降心火、益肾水的功效，主要用于心肾不交、相火妄动之证。但甘草在方中的作用历代认识并不统一， 仍有待讨论。
助阳化阴
所谓药味的“合化反应” 是指两种不同的药味组合以后会产生原有药味所不具备的效应，这种现象既见于单味药物，更体现在不同药味的药物之间配伍应用上，其中具代表性的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 两大类，甘草因其“至甘纯甘”的特点而成为“辛甘化阳” “酸甘化阴”中甘味药物的代表药物。
辛甘化阳
典型的配伍即为桂枝与甘草的组合。如治疗心阳不足、心悸怔忡的桂枝甘草汤、桂枝加桂汤、桂枝新加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能够温通心阳;治疗中焦虚寒、虚劳里急的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等，能够温助脾阳;治疗阳虚痰饮、虚实夹杂的苓桂术甘汤，能够温阳化饮;治疗阳虚寒凝、经脉不通的温经汤、当归四逆汤，能够温阳通络。
酸甘化阴
张仲景创立的芍药甘草汤是酸甘组合的代表方剂。甘草与酸味药的配伍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阴虚津亏挛急的病证，典型的配伍即为白芍与甘草的组合。白芍、甘草药对见于桂枝汤类方、建中汤类方和四逆散类方等。综上所述，甘草之补益涵盖气血阴阳以及多个脏腑，尤以补益中上焦为主，而对肝肾则无明显补益作用，并且其发挥补益作用的侧重与其配伍的药物和主治病证有关。
甘草补益作用所呈现的多样性特点与其至甘至纯、甘纯两重性的特性有关，也是其临床配伍应用广泛性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