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围棋还有一些其它的别称：黑白、乌鹭、方圆、楸枰、手谈、坐隐、烂柯、木野狐、纹枰、略阵、围猎、坐藩、玉楸枰、河洛、吴图、坐稳等。
意义
围棋有两个别名一是“手谈”，一是“坐隐”。以下希望通过对手谈，坐隐的记叙反映出士人精神上的需要。
手谈这个别名是由晋人发明出的。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手谈与当时士人阶层玄言清谈之风大有关系。名士清谈以老、庄、易“三玄”为谈资。清谈时手持 尾以助谈锋。两晋谈风尤盛，史称之为“正始之音”。而“手谈”一词的发明无疑是借助了“清谈”的概念而得出的。这一词的发明人支道林既通佛老，又好围棋。他将围棋形象的称作“手谈”，寓意围棋是在对弈中展现出无声的交流。
诸从在瓦官寺上，于是袁羌共在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袁意傲然，如有余地。《世说新语·术解》
我们往往说人不能一心多用。而袁羌可以一面清谈“应答如流”，一面围棋“不辍”，脸上还露有高傲的神情，似乎仍有余地。展现了魏晋士人过人的才华。也显示了围棋在清谈家中独特的功用和围棋自身玄妙的境界。从中也可以看出围棋与清谈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分量是等量齐观的。围棋更符合中国人哲学、审美习惯。“手谈”一词的发明沟通了清谈和围棋的联系。士人们发现在清谈之外，围棋也是一种风雅之举。手谈强调了围棋在对弈过程中对话的作用。而这种对话是一种中国式的对话。这正是围棋的本质所在，也是围棋区别于其他棋类的之处。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对话”，是由语言文字来完成的，其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与交流。现代对话理论的创始人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充满了斩钉截铁的两分法。同意，反对;肯定，补充;问，答这样一组组相反的概念构成了“对话”这一大的概念。而中国人则圆滑了许多，他们很早就发现语言并不能将所有的事物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因此中国人注重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直觉的顿悟。所谓“得意而忘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围棋这一中国传统游戏，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国式的思辩哲学意味。无论是西洋的象棋还是中国的象棋的思考过程都是一个线性思考过程。由A推到B，再由B推到C以此类推。因此国际象棋棋手、中国象棋手依靠的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围棋广博的棋盘上交叉着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这就意味着当你第一手下棋时你就拥有三百六十一种不同的下法。而围棋的每一步走法，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很难用语言说的明白。更多的是靠直觉、经验的推断，既所谓的棋感。即使到了现代，围棋国手们评价棋局进展好坏也从不敢妄下决断。他们用“有趣”来说明形势稍好;用“疑问手”来说明此手是坏棋。围棋有无穷无尽的下法，这也是沈约感到“入神造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的原因。士人们惊叹围棋的变化无穷。他们在手谈的同时也体验到了中国式的哲学，这也是围棋受到士人欢迎之所在。
典故
围棋在东晋被称为“坐隐”、“手谈”，道出了围棋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至北宋，又有徽宗所言“忘忧清乐在枰棋”，围棋又称“忘忧”;烂柯传说流传，围棋又有“烂柯”之名。看看烂柯的故事，从中可以细品出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四个词，正是围棋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暗合的地方。二童子本为仙人，而中国的隐士高人常常被以仙人来看待，那些人总是有限些仙味道的，对局间，只有棋局凸现，而无人事纠纷，是故坐隐。童子坐弈不语，全凭棋局中黑白相交，是谓手谈。世间苦乐全在棋局之外，童子不晓，王质不觉，所以忘忧。一局未竞，世易时移，斧烂柯矣，世间千回百转，竟然不如一局棋的时间长，故言烂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