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西医在近代适应了中国环境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但健全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卫生保健和治疗机构上也有所建树,另外在当时还诞生了一些制药工业,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通过下文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一、十九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的制药工业

  前已述及,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早期西药房,无论是外商或国人自己开办的较大规模的药房如老德记、科发、中西、中法等药房除经营进口西药外,尚制造一些“本牌成药”,但未形成制药工厂或企业。清末洋务运动期间,我国已开始建立民用工业,如缫丝厂、纺织厂等,也未见有制药厂的兴建。

十九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的制药工业

  早在中国购地建药厂的是英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开设的施德之药厂。随之华人也开办药厂,如广州的梁培基于1902年在广州建立梁培基药厂,1912年沈方知等于上海建立中华制药公司,此后,1917年建和平制药公司(广州),1923年建九福制药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义制药厂(上海)。上海、广州是我国近代制药工业的发祥地,以后逐渐扩展至其它城市,相继建立了一批制药公司、制药社和制药厂。

  上海自1912年中华制药公司建立后,至1924年陆续开设了93户药厂。不过这些药厂一般都是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资金很少,产品单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药进口恢复,药价逐渐下降,这些药厂无力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后只剩了10余家。“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打开了国产成药的销路,促使一些资本雄厚的药房建立药厂,如华生牛痘苗厂(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亚(1926)、中国胶丸厂(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药厂等。民族资本的制药工业一度有所发展。据统计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药厂58家,职工1500余人,资本总额近300万元。

  广州自1902年粱培基药厂建立后,继之建立的有唐拾义药厂(1902),和平制药公司(1917),普济等药厂,这些药厂大多是进口西药原料而后加工成制剂,如用奎宁制成发冷丸;用山道年制成疳积饼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制成止痛散等。据调查统计,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夕,生产成药制剂的药厂有30余家,产品种类100多个。

  一般来说,我国制药工业的特点是“先商后工”,药厂大多脱胎于药房,由西药商业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总体上看,大型的能进行半机械和机械化生产,具有资本主义规模的大药厂较少,而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中小型药厂较多。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制药工业

  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张,我国领土不断沦陷。凡是沦陷地区,日本药商就乘机占领那里的西药市场,排挤掠夺我国制药工业,致使我国制药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上海的制药工业虽然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不久又有所恢复。一方面当时设在租界地区的一些药厂,因其为日军势力所不及,故受损失较小,不久又恢复了生产。由于社会上对药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开始,逐渐又开设了一些制药厂,制销成药以满足社会需要;一方面,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的原料药及西药制剂无法输入,一些药厂利用各种手段增资,扩大生产,不仅制销成药,还着手研制生产一些原料药。如磺胺类、咖啡因、葡萄糖酸钙、烟酰胺等。

  在战争的威逼下,南京国民政府号召“工厂内迁”,我国几个大城市的重要药厂如中法、新亚、五洲、华美等陆续内迁至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在内迁途中这些药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失。虽然迁往内地的药厂,由于原料来源困难,成本高昂,质量不高,产销不正常,但它们制销药的药品对支援战时军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药工业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民族制药工业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官僚资本排挤、遏制,以制药工业的发源地上海为例,官僚资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国拜耳等药厂,继续用原有的牌号和商标,进行仿制进口药,与民族制药工厂激烈竞争。同时美国西药大量进口,以只有中国自制药品成本的1/10价格倾销至中国市场。使初具规模的上海制药工业在双重的排挤下受制沉重打击,绝大部分的药厂生产大幅度下降,处于勉强争扎的境地,甚至陷于停顿或倒闭。如1947年新亚药厂先后解散的职工达2/3以上,信谊药厂的化工厂被迫停工。据统计自从1912年上海制药工业开始独立设厂以后的231户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户。

我国制药工业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以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剂生产成药,原料药的制造甚少。

  总之,我国制药工业自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以来,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剂生产成药,原料药的制造甚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视,药学人才的的匮乏、化学工业与机械工业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国成立前的制药工业十分落后。

  药学研究与药学教育

  一、药学研究

  我国近代药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因为当时我国制药工业不发达,药品生产基本是仿制或制剂加工,所以主要为中药的化学和药理研究,对于药物合成与分析、药剂学、药物临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从事中药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如陈克恢、赵承嘏、经利彬、朱恒壁、刘绍光、庄长恭、黄鸣龙,曾广方等,发表科研论文早者为王焕文,他是中华药学会(中国药学会的前身)的创始人,该会首任会长。他于1909年在日本《药学杂志》327号上发表“关于茯苓的成分”一文。以后,1912年有人进行了“川厚朴挥发油的结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达望研究了中药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美国药学家施米特(SchmidtCF.)来院建立药理系。当时药理系还有美国药学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国留学归国的陈克恢博士及赵承嘏等。他们研究了中药当归、麻黄、大风子、延胡素等。1923年证明当归粗制浸膏对动物子宫、小肠、动脉血管等平滑肌有兴奋作用。经分析证明其中含有的一种中性结晶物质有兴奋平滑肌作用。1924年陈克恢等人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关于麻黄研究的论文,指出麻黄有效成分麻黄素(碱)的生理作用与肾上腺素类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与交感神经兴奋剂相同,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研究中药成功的典范,引起医药界的重视。由此麻黄素成为国际嘱目的一个拟交感神经新药。1928年赵承嘏报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种生物碱,并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当时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对中药的化学与药理研究盛极一时,亦取得了一些成绩。

  20年代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卫生实验处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等学校陆续开展了药学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设的有机化学研究组及生物化学研究组,他们对胆酸、维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疗性病的606、914等砷制剂进行了研究。此外,对中药独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进行了些化学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设的生理学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时称生物学研究所,1933年改为该称),由经利彬主持。他与石乐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党参、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黄等,其研究结果多在该所出版的中西文报告汇刊上发表。该院下设的药物研究所,由赵承嘏负责。工作内容包括研究与制造,如从麻黄中提取出新的有机碱、从除虫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纯(Chrysanthene),从细辛中分离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质,从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与乙,从钩吻中提得钩吻素。此外还分得人参三七皂甙、远志皂甙元等。研究结果大多发表在《中国生理杂志》上。制造部主要生产少量的麻黄素,大风子油等,供国内一些医院试用。

  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有药物研究室、化学实验室、药品试制室。这些研究室进行一些中药如贝毋、防已、远志、益母草、黄芩的研究,试制一些化学药品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科学研究人员的处境更为艰难。原来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强从事研究的单位,由于经费来源断绝,研究陷于停顿,只有抗战后方如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开展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由于西药来源断绝,迫切需要药物自给,研究人员多从中药中寻求药源。特别是西南各省疟痢流行,所以对抗疟治痢的药物的研究较多也较重视。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研究所迁至昆明,由刘绍光领导,曾进行过鸦胆子、新灵、瘴灵、保险子等研究。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理室,由张昌绍主持,曾对常山、鸦胆子、大麻、使君子、黄花夹竹桃等进行研究。重庆的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集中研究常山,姜达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闾等从化学、生药、药理、临床等方面较全面地进行研究,并于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周廷冲、程学铭、张昌绍等更分别报告临床应用常山对良性、恶性疟均有效,且不逊于奎宁,但因其对胃肠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广使用。

  抗战期间内迁的一些药学校系也进行了一些中药的研究工作。如华西大学药学系(成都)的汤腾汉对万年青、开喉箭、冬虫夏草、金银花等作了化学分析及部分药理研究;齐鲁大学药学系(成都)的薛愚等对一些中药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研究;军医学校药科的(贵州安顺)的楼之岑等研究了黄精的化学成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重庆)的雷兴翰等对金钱草的成分进行过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约40年间,在药学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百余种中药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较深入、系统、获得较多成绩的,有麻黄、当归、延胡索、防已、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鸦胆子等,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中药药理很少结合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往往是从纯化学的角度研究,很少结合临床与生产,所以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药物者极少。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近代中国在药学研究,尤其是中药的研究,无论是在机构、人员、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老一辈的药学家作了许多开拓工作,为药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药学教育

  19世纪中叶,在我国开设的早期教会医院里,开始以训练学徒方式培养西医人才,逐渐有少数人学习配方调剂,这可算是培养西药人员的开始,后来逐渐发展为开办中级药科学校或训练班。至于高等药学(西药)教育的兴办是始于20世纪初,早的药学教育机构为军医学校药科。袁世凯为操练新军之需,于1902年在天津设立北洋医学堂,1906年改名陆军医学堂(1912年改名为陆军军医学校),同年创办药科。郑寿、孟目的、陈璞等先后担任主任。继军医学校药科之后,陆续创办了一些药学专科或系。

  1913年于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内设药科,(因此该校改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创办人为李绳其。於达望、黄鸣驹、黄鸣龙、林公际等在药科任教或担科主任。1920年齐鲁大学添设药学专修科。1941年改为药学系,隶属理学院。薛愚、于鸿鳖、李炳鲁等曾先后任系主任。1929年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成立于上海,该专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资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费学生赴法深选。1932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创办药学系。1936年于南京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是当时国内唯一独立设置的高等药学教育机构,学制4年,首任校长孟目的。1936年于上海创立上海医学院药学专修科。1943年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除上述外,尚有协和医学院药科、湖南湘雅医学院药科、广州夏葛医学院药科、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药科、苏州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满洲医科大学药学部、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等,这些校系(科)一般办的时间较短,毕业生较少,或是早已停办,影响均较小。

  我国近代药学(西药)教育,在传播西方药学知识,培养药学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科研部门、药品检验单位、药厂、药房输送了掌握近代先进科学知识、技术的人员,为发展我国的药学事业发挥了作用。但在旧中国,由于政府重医轻药,药学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从1906年办军医学校药科开始至1948年,40余年间,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没有建立起一所独立的药学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独立的药学专科学校;1948年才成立东北药学院(现沈阳医科大学)。因为当时教育部规定,药学科属于丙类,丙类学科不能成立学院,只能成立专科学校。中法大学药科创建时,原称中法大学药学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准。当时高等药学教育机构,有的设在医学院内,有的设在理学院内,有的设在专科学校内,没有统一的学制和数育制度,既无明确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要求,也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本国的教科书,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国教材,往往因人设课,师资队伍十分薄弱,大多数为兼职教师,据1949年统计,全国专任教师仅100余人,很难保证教学质量。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的药学校系(科),由于条件的限制,一般规模均较小,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数很少。据1949年统计,当时培养出来的药师累计不过2000人,到卫生部门登记领取执照的药师仅484人(药剂士2873人)。1949年全国仅有药学院系(科)11所在校学生千人左右,可见当时药学教育的落后况状。

  三、中国药学会的成立和发展

  科学技术团体,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后对科学技术起有推动作用。中国药学会是我国成立早的全国性自然科学团体,于1907年在日本,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成立的,王焕文放选为首任会长。辛亥革命成功后,学会迂回国内,当时会员有百余人。当时政府对学会工作虽很少支持与资助,但靠着一些热心于药学事业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了许多工作,并且先后还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顺、昆明、台湾、北京等地方分会组织。

  中国药学会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举行过12届年会,组织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总会与分会还创办了《中华药学杂志》、《中国药学杂志》、《药报》、《药讯》等期刊,对药学的学术交流及信息传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及其它条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时间均较短或出出停停。

  中国药学会在历届年会上,对药学事业的许多方面,如药学教育、药品生产、药品检验、中药研究整理。药政管理、药学名词统一、药典出版、药师考试与审查等问题,都向当局提出建议、提案、呼吁、督促政府对药学事业的关心与重视。总之,中国药学会在我国近代药学发展过程中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结语:看完这篇文章,相信大家对于近代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的内容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提到了药学研究与药学教育,多方面的发展都对西医融入中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