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传承这民族瑰宝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人们往往以为，公园里那种柔软健身操就是太极拳。其实太极拳是一门以《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为理论基础的内家传统武功。清咸丰六年(1856)，京都德胜镖局在直隶广平府河清县丢失六王府镖银。广平知府夏家鼎请太极拳师杨露禅、杨班侯父子出马，捕获匪首，取回镖银。此后只要将杨班侯大枪杆子插在镖车上，各处绿林好汉无人敢下手劫镖。杨氏父子被六王爷聘为王府拳师，数年后返乡。同治五年(1866)，由刑部四川司员外郎武汝清推荐，杨氏父子至端王府教贝勒载奕练拳。端王载漪主管禁卫军“神机营”，杨氏父子在营中担任教师，杨班侯职衔为六品武德骑尉，赏戴蓝翎。杨班侯与北京各门派武林高手比试，屡战屡胜，号称“杨无敌”。多罗隐志郡王载治主管“善扑营”，他拜杨露禅为师学太极拳，其子溥伦、溥侗贝勒拜班侯之弟杨健侯为师。当时八卦宗师董海川、岳氏散手宗师刘士俊、形意宗师郭云深、御前扑虎周大惠(即跤王大祥子)均在北京。杨氏父子若无卓绝功夫，岂能在京立足扬名?事实证明，太极拳的确是一流武功。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杨家太极拳不可能再依附于满清王室。1912年，杨澄甫在北京中央公园设场公开授拳，“学生”只练养身拳架，不涉及武术内功。只有正式拜师入门之“弟子”，方可到杨府学习内家武功。在太极门中，养身拳架是基础，武术内功是上层建筑。两者之间辩证关系，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杨家虽然在公园普及养身拳架，但是依旧保留了卓越的内家武功。在1912年全国南北武术擂台上，田兆麟代表杨家参赛，力挫群雄，将对手逐一淘汰，后剩下三十余位选手，一拥而上，田兆麟如摧枯拉朽，将其纷纷腾空弹出。这才是真太极拳!
太极拳在不断普及过程中，受到极左路线严重干扰。1956年，武术界掀起反“唯技击伦”，片面强调太极拳健身作用，一笔抹杀其技击功能。太极拳是源远流长道家武功，武术界个别领导人却把张三丰祖师开创太极拳的历史功绩当作“封建迷信”来批判，割断了太极拳与道家文化的渊源关系。现在有人建议要将太极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道家文化传统，既有武术内功又有保健作用的太极拳，才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被阉割之后的太极操，至多不过是一种大众时尚文化而已。割断了文化传统血脉，遑论历史文化遗产?!
上海曾经是传播太极文化重要基地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微明的致柔拳社(1926—1932)、叶大密的武当太极拳社(1927—1935)、武汇川的汇川太极拳社(1927—1935)、吴鉴泉的鉴泉太极拳社(1932—1935)在上海推广传播太极拳。三十年代初，杨澄甫宗师及其传人田兆麟、武汇川、董英杰，吴鉴泉宗师及其传人赵寿村、马岳良，孙禄堂宗师及其传人孙存周、支燮堂等均在上海。1930年杨澄甫宗师从杭州来沪，寓所在圣母院路圣达里，后来搬到巨籁达路大德村。杨公内劲充沛，弟子与杨公推手之时，往往腾空飞出，撞在墙上，留下凹痕。1934年杨公去广州授拳，1936年返沪住在福熙路安乐村。1930年，孙禄堂宗师在上海曾住在其弟子支燮堂、杨世垣家中。杨世垣家住虹口爱儿缙路，曾有六名日本武士上门挑战。孙先生平卧于地，让五名日本人按住其头部及四肢，另一名日本人喊口令：一、二、三字尚未出口，孙公一跃而起，五名日本人腾空飞出，扑倒在地。孙公体格瘦小，年逾七旬，他用的是内劲而非拙力。经过比试，日本人对孙公推崇备至，尊其为“武圣”。上海人杰地灵，是太极文化历史资源相对集中之处，至今尚有硕果仅存之老龄拳友，或者积数十年苦功而身手不凡，或者保存了太极先辈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拜访这些老龄拳友，挖掘整理太极文史资料，传承太极文化，亦是上海文史馆重阳节敬老活动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