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蒂姆·哈福德在《生活的逻辑》这本书中提到，平均每800个墨西哥人中，才有1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即使是妓女，这个比率也只有1%。哪怕一个妓女运气差到正好跟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不用安全套的性交易，她因此而被感染的可能性也不会超过2%，而如果双方都没有其它性病，这个可能性甚至低于1%。这么算的话，她在一次不被保护的危险性交易中染上艾滋病毒的概率大约是万分之0.125。考虑到她因此而多得的收入，可以计算出墨西哥妓女平均每损失1年的健康生命，可以额外获得15000～50000美元，相当于她年收入的5倍。因此，虽然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这个风险不是无限大的。
5年收入换1年生命，这就是墨西哥妓女健康风险的价值。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交易根本不值，但中国煤矿工人很可能还拿不到这个价。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所以对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确态度，不是一味的强调某一端，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计算。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里，更高的风险必须给人更高的价格。我们这个社会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人的议价能力连墨西哥妓女都不如，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自己健康的价格。这时候你能指责他们愚蠢么?
正确计算自己的健康价值
此外，某些事业会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计算，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事业可以什么都不顾。比如中国科学家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辐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选择自己亲自去查看核弹碎片。橄榄球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3年3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事变之后却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更低利润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了阿富汗。
经济学大概解释不了邓稼先和蒂尔曼的行为，而且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工作是做了计算的。有人参加美军去伊拉克服役只不过为了一家人的医疗保险。日本核泄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岛核电站的全部志愿者的年龄都超过60岁。人们把这些志愿者视为英雄，他们的确是英雄，但他们是有理性的英雄。据一个接受采访的志愿者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大概平均还有13到15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即使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很可能还是这样选。真正应该后悔的是那些选择了高风险低回报，甚至是高风险负回报的人，比如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晓松醉驾肇事案，造成了四车连撞，四人受伤，自己也被吊销5年驾照，获刑6个月并处罚款4000元，此外还有因这件事引起的收入损失和公众形象受损。酒后驾车的回报远远抵不上其风险，作为明星明明应该专门玩大的，却在这种小事上冒险。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而正确的态度不是不冒险，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说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大约就是说他不会正确计算自己的健康价值罢。
结语：努力工作是为了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更优越，但不代表我们因此就得以健康作为代价。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你怎么能有机会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呢?(文章原载于《养生杂志》，刊期：2012.11期，作者：木子果，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三九养生堂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尽快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