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破格提拔，“农民厅长”辞官还乡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刚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破格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
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人们习惯称之为“农民厅长”,还有人说他是“湖北的陈永贵”。直到如今，他那位贤惠善良的“厅长夫人”也从未沾上他的半点光，依然是生活在土家山寨的普通农民。
1977年元月，虽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左”倾路线的影响仍未消除。那时候，省卫生厅的大会小会和各种文件材料依然不少。
每天一下班，覃祥官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抽闷烟。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为人太实在，不适应官场的交际应酬和游戏规则，只适宜当一个走乡窜户和农民打交道的赤脚医生，当副厅长简直是“活受罪”。
更重要的是，他时刻惦记着乐园的合作医疗，挂念着家乡的妻儿老小。
此时，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曾私下告诉覃祥官说：“中央有领导很赏识你，你有可能上调北京工作，前途无量啊!”覃祥官听后微微一笑，他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不是当官的料”。
浑身不自在的6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抓合作医疗。他以“先回去看看”为由，给厅长打了声招呼，就自个搭班车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
从此，他一去不复返，再未回到厅里上过班。但副厅长的职务，省里却一直为他保留着。
辞官还乡的覃祥官继续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
此后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昔日厅长打水扫地，合作医疗潮落潮起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覃祥官和他创立的合作医疗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潮起潮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湖北农村实行责任到劳，土地承包，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还种药干啥?药很快被农民刨光了。
就这样，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他为此急得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连在家躺了好几天。
合作医疗是这种景况，覃祥官的命运可想而知。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免，地委委员、县委常委也不复存在。他唯一保留的职务是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据说这还是县里点名让“照顾”的。
从炙手可热的省卫生厅长，到够不上任何级别的党支部书记，覃祥官的人生从顶峰跌入低谷。
没有什么会要他开了，也没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卫生院考虑到他是“当过厅长的人”，更不便安排他参加医生值班。他在卫生院似乎成了一个闲人。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他就主动替病人打打水，帮院里扫扫地干干杂活，为此有人传出话来说：“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
还有一个县领导上乐园检查工作时，曾当面嘲讽他说：“老覃呀，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覃祥官愤怒地说：“要坐牢，我一个人坐。”
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
那是覃祥官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
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冷落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是越来越困难了，“还是合作医疗时好啊!”之后，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市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大队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1978年2月，覃祥官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大队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几级党报相继报道了覃祥官坚持办合作医疗的事迹，新华社记者还以《“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为题，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他长期忧郁的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
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