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反而是那些荒诞不经的巫术，葛洪盛赞其“立愈”、“无不瘥”。例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破一大豆(去皮)，书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在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马未都以青蒿素的发现来说明“西医西药没进入中国时，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受热捧的、的药物之一。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后才很偶然地发现了青蒿素。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无数以讹传讹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要靠运气。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就并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