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只需沉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使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过程，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面对大爆发的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