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伤于寒乎
19世纪后期，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了。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努力，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找到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等都曾袭击过中国大地，一个也不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一无所知，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展开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表现出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中国古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张仲景把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称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但这并非他的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发“热”就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史料，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的记载，他所作的仅仅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张仲景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探索方法上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犯了脱离实际的方法错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远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蔓延并扩散，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均不能幸免，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