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一时死了四个。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据mansion88 app 考证后来也死于瘟疫。
“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平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除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至少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