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与用人
据《史记》记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为避内乱，流亡他乡十九载，历尽艰险。即位后赏从亡者及功臣，从亡者壶叔未得赏赐，以为不公，便问文公，文公答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以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而及子。”
行赏论罚，乃是君王为政治国、管理百官的重要手段。似晋文公深谙并善用此道者，必然君臣和谐，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反之，妄行赏罚，必然纲常悖乱，政治黑暗。历史长河中，正反事例俯拾即是。
由此笔者想到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尚且如此重视此道，那么，在加大防腐倡廉力度的今天，在政治清明的社会里，各级领导者更应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用人时行使好赏罚之道。
为官者惟有不忘国家安危、百姓苦乐，方能凡事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否则，就容易考虑个人权位、一己私利，就容易掺杂个人情感好恶、私心杂念，就难免用人失察。唐太宗不仅重用曾助太子李建成谋逆的魏征，还采纳他的建议，宽恕李建成的旧党。如此赏罚便是宽宏大量，从善如流。
孔子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忠诚耿直之士常出逆耳忠言，让人直觉麦芒在背。而巧言令色者，长于察言观色，揣摩上司心思。人都有喜怒好恶，倘若一时放松警惕，便坠入云里雾里，难辨是非黑白了。齐桓公初用仇敌管仲而成霸业，后却死于阿谀臣子易牙之政变，赏罚之道的正确与否是两种结果的根源。可见明辨是非的赏罚是多么困难，又是何等重要。
无论哪一位领导者，智慧有限，视野有限，精力有限，不能穷究一切人事，搞好赏罚之道必须依靠群众。赏罚公平，人心思进，事业兴旺；赏罚不公，人心思退，事业衰颓。晋文公的赏罚之道，很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